从灯塔到牢笼：香港自由的最后十年

这是一座城市的人权坠落史，也是一段文明自我沉默的记录。

2019年的夏天，香港街头的呼喊仍在空气中回荡。那时的夜空亮着手机的光，像一片星海。人们举着标语、撑着雨伞，歌声与催泪弹交织——那是一个城市的觉醒，短暂却耀眼。

几年后，街头安静了。
《苹果日报》关门，《立场新闻》被查封，维园的烛光不再亮起。2020年6月30日，《香港国安法》生效，这一天成了自由坠落的起点。

《国安法》的条文写满模糊的罪名——“分裂国家”“颠覆政权”“勾结外国势力”。被定罪的，却是记者、学生、议员与工会领袖。

据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统计，自法案实施以来，已有一千二百多人被捕，包括黎智英、周庭、戴耀廷等民主派人士。新闻自由指数从2019年的第73位跌至2025年的第175位。法律成了“合法化的枷锁”，让恐惧成为秩序。人们学会在沉默中自我审查，在恐惧里点头。

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以司法独立著称。如今，审理“国安案件”的法官需经港府批准，政治成了裁决的前提。2024年，英国与加拿大法官相继辞任，公开表示“香港法治已不复存在”。留下的法官选择沉默。当权力以恐惧维稳，司法的尊严也随之消解。

《苹果日报》印刷机停下的那一夜，许多人在雨中等待。他们把最后一期报纸当作纪念品，也当作墓志铭。“没有真相的地方，就没有明天。”——黎智英的这句话，如今成了法庭“证物”。

媒体被封，工会与NGO解散。记者带着手稿与真相流亡海外。他们不是逃离，而是被迫带着真相离开。

人权坠落，不止于新闻头条。教科书被改写，课堂不再提“公民”；网络删帖、举报、自我审查成了本能；街头艺术需层层审批。从思想到表达，自由的空间一点点被压缩。极权并不总靠暴力，它更擅长用制度磨平人的意志。当恐惧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沉默就成了本能。

三十多年来，支联会在维园点亮烛光，纪念八九的死难者。如今，举烛的人被囚。前主席李卓人、副主席邹幸彤、创会主席何俊仁，皆被控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”。邹幸彤——律师、国际特赦组织认定的良心犯——已被羁押超1500天；李卓人同样1500天，何俊仁逾1200天。他们的罪名，是纪念。当局以“审前羁押”代替审判，用时间摧毁意志。国际四十五个团体联署，要求G7与欧盟敦促港府释放他们，但呼声未被回应。烛光被扑灭，记忆仍在燃烧。

十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到香港。那时的书店摆着被大陆禁的书，地铁站有人弹吉他。我以为，自由是城市的一部分，像空气、像光。后来才懂，自由若不被守护，就会被恐惧吞噬。那些被捕的记者与教师，并非英雄，只是还没学会害怕。而中共最擅长的，就是让人学会害怕。

香港的沉默，让我想到新疆。那里的人被“再教育”，这里的人被“再定义”。方式不同，本质相同——都是对自由意志的抹除。人权的崩塌从不是一夜之间，而是从一次次让步、一场场沉默开始。当言论的边界被重划，当公民习惯自我审查，自由的根就已被抽空。

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在2024年指出：香港法治“严重受侵蚀”。英国撤回法官，美国施加制裁；而北京宣称：“香港进入了最好的年代。”极权从不承认错误，只要求掌声。真正的悲哀，是掌声越来越多，沉默越来越深。

我曾以为，自由是一种环境。后来我明白，它是一种信仰。信仰在维园未燃的蜡烛里，在被封锁的新闻网站上，也在流亡者的文字与梦中。

香港的故事，不只是香港的悲剧，它是当代中国人权的缩影，也是未来的警钟。从新疆到香港，从铁网到法条，中共用不同的方式限制同一种东西——人的尊严。

但尊严不会永远沉默。
当恐惧不再被服从，那些被压抑的声音终将回响。
那一天，自由将不再是记忆，而是现实。

来源：北京之春
作者：彭小梅

本文转自：TNT时报